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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城古邑史话

 

2015-04-20 13:16:59   潮阳文史    【字体:

 

 

  棉城在东晋至唐初,称新兴乡,是一个滨海小渔村。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始置潮阳县,县治设在临昆山麓,今铜盂、和平两镇交界之小北山西麓。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潮州刺史韩愈移迁潮阳县治至新兴乡,新兴乡改称棉阳。棉阳(今棉城)始为县治,至今已经历了一千一百多年的沧桑岁月。

  据传说棉城在远古北临牛田洋(榕江出海口),南濒龟头海(练江出海口),其地形左右皆山,前后皆水,占山海之便,形似一条船。文光塔是船的桅,船有桅才能扬帆出海,乘风破浪。棉城古邑虽经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造,旧貌变新颜,但从现存的古城故址遗迹以及有关史志的记载,还是可以约略窥见清代棉城古邑的旧貌,向世人展现千年古城的足迹。
  棉城古邑经历代建设至清代已初具规模。按当时立城格局,建有城垣、护城河、县署、仓储、试舍、学宫、庙宇、圩市、坊巷、水井、沟渠等设施,以及民居和少数大宅、园林。
  现老城区的古遗址有:古城垣遗址(现东、西环城路);县署遗址(现区政府址);现在的中华路由清代县西巷、新街和大街三段构成;今天的水门直街为清代县东巷;清代城隍巷为现中山西路一段;教授巷则在原巷址拓宽。清代学宫及周边祠宇位于现今潮阳宾馆与人民武装部址及周边区域。
  棉城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始筑土城。明正统十年(1445)改用石筑城墙,以御海寇。清光绪年间(1875~1908),城墙改为砖石结构。城垣起于北关(今中华路北端路口),绕西环城路至南门桥,再沿东环城路至万福桥绕回起点,周长4.21公里,墙基宽4.7米,外墙高8.3米,内侧高4米,宽2.3米。城墙筑有垛眼1116孔、铳台13座、望楼14座、炮台6座。城开6门并建城楼,即北门、东门、南门、西门、水门、小南门。门外筑有瓮城作为重门,以利防御。清末,县城面积约54000平方丈。民国4年(1915)始拆城墙,民国14年基本拆除。民国17年辟城墙基作环城马路。
  护城河是棉城古邑的屏障。史载:城西北为县治来龙,旧无濠,唯城东一带下有浅濠,自东迤北折而南,可通潮水。明天顺年间(1457~1464)筑城墙挖河;弘治五年(1492)凿宽至5丈,并筑护岸石堤。从此,南北相通,民赖舟楫之利。清代县城护城河上有桥五座,即东门桥(在瓮城内);南门桥(在瓮城内);泰安桥(在小南门瓮城内);太平门桥(水门桥);万福桥即内柴桥。这些桥使城内外交通方便。
从清代到民国,护城河几经疏浚,但由于年代久远护河石堤相继崩塌,到上世纪末已破损不堪。2008年全面整修,护河石堤改用钢筋水泥浇注,两岸整修成绿化步行道,成为棉城一道新的风景线。
  县署位于北门内直街(古为县西巷现属中华路北段)之东,坐北向南。县署前有石坊,曰“遐天保障”。唐元和十四年(819)由范思禺献祖茔地创建。元末战乱被毁。明洪武二年(1369),知县姚复初于原地重建。后数度修缮,到清光绪年间(1875~1908),县署大院内建有谯楼、密室、土地祠、县狱、号房、刑杖房、库房、班馆、厢房、承发房、花厅、斋房、水池等,主体布局为四堂三进,县署执事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官厅分设于大堂与二堂之间夹道两侧,正堂为县官升堂审案之所。县署前门匾书“潮阳县”。内庭中有甬道,建木坊于其上,外书“公生明”三字,内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语,两旁有皂隶亭,上为大堂。
  民国时期的县公署,以及解放后潮阳县人民政府仍设于此,并先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其中1981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形成临街4~5层的办公楼。中共潮阳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党政机关均集中于院内。
  县誌记载,清代在县城内还有如下署廨:县丞署(附县署东);教谕署(在崇圣祠西);训导署(在县丞署前);塔子行台(在游击署西),前后凡三进旁与署通,中有莲塘、小桥,为委员茇舍之所;潮阳营游击署(在城内塔馆西),前后六进;中軍守备署(在城内常平仓北);左哨千总署(在城西门内);右哨千总署(在城东门内旧街);军装库(在守备署内);火药局(在西门城楼北畔地洞)。在太平门外设有校场,中有演武厅,左为马道,旗鼓亭在其旁,右为将台,计地16亩4分,袤(长)68弓,广(宽)58弓。
  城内设仓廒数座:东仓(在县署东,库在县署大堂之右);西仓(在县署西),光绪二年(1876)改建为试舍;际留仓(在大盐巷);常平仓(在新街城隍巷口);社仓(库址无记载)。
  清代县城设试舍一处,址在县署西,旧为西仓,光绪二年改建。有堂匾曰“树人”。后有正厅一,厢房二。东西各有别室为阅卷所。由堂而下为甬道,旁列两庑,又西增一小庑,计座号1300有奇,前辟大门,门凡三,外拓广庭,庭东西门各一,尽处为照墙。
  潮阳的学宫与孔庙合一,孔庙在清代称文庙,址在县华亭桥南稍折而东,临于清渠之上,南向(今潮阳宾馆与人民武装部址)。内建圣殿(大成殿),殿下由堂而檐接以露台,台下为广庭,庭分两阶,东西庑宅,其旁中立戟门,门匾曰“大成”,门凡三。出门过道横焉。左右有两门相向,东曰“腾蛟”,西曰“起凤”。自过道而南为泮池,中架泮桥(石为之),直通中道,其旁砌拱桥,分东西两路,与中道并列为三,外有棂星门,凡三门,门柱直上,其端贯以云气。又外为过道仍东西两门对峙,分书“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四大字,达东西学门“兴贤”、“育材”两坊,内匾各题“海滨邹鲁”四字。极南为照墙,有石匾刻“钟灵毓秀”,环墙四周俱用丹臒。
  大成殿后建有明伦堂,崇圣祠在其后,南向,原儒学署旧址;文庙腾蛟门外建有大魁楼;大成门左为兴文祠;大成门右为致斋所。文庙西偏则分建名宦祠和乡贤祠;西南隅建有忠义孝弟祠;节孝祠建于太平门(水门)直街。
  城内义学书院数处:文昌书院设于文昌庙内,址在旧街东侧与学宫大成殿相望,文昌庙高阁壮伟,为县署儒学之障;文光书院在塔馆后(即双忠祠);臧公书院设于臧宪祖祠,在县西街,灵济宫右,义学亦设于此。
  培元堂文祠在治前街东,堂凡三进,计斋舍16间。祠外有路,东北通司徒卿第,西抵大街之“卿台三锡”坊照墙(坊为参政周瑃及子孚先、孙大理寺卿光镐建),以南界城隍庙,西北墙阴为提学李龄祠,东有新亭曰“凤鸣朝陽”东南有高楼曰“文明楼”。
  县署大门内左侧有土地祠,三堂右有黄石斋祠;文光塔塔堂后建有漆公祠;光绪十年游击署之西建慰忠祠,祀阵亡官兵。
  城隍庙址在邑东门内通衢,与双忠行祠相接。道光年间(1821~1850)改建庙门,旧与双忠行祠平列,时让入数尺,颇失古制,同治二年(1863)合邑绅士请修,仍初制焉。真君庙旧在新街西,兴让坊曲巷,嘉靖二十五年(1546)迁县西街新址,额曰“灵济宫”。
  雄姿卓立的文光塔,是棉城的象征,历史的见证;古老的传说神奇美丽,是潮阳先民勤劳智慧的写照。文光塔始建于宋绍兴元年(1131),置千佛于塔内,称千佛塔,后崩塌;宋咸淳二年(1266)道人赵汝箎重建,后废;明崇祯八年(1635)知县漆嘉祉主持重建,高42.42米,凡八面七级,级皆有户,户外有石栏,中各有佛像,其顶葫芦则铜铸为之,兴工之夕有光亘空如日星,上下咸以为人文昌盛之兆,邑人吴仕训更今名。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雷震塔圯,知县支森建两层中止;嘉庆二十年(1815)知县唐文藻主持全面修缮,塔门两边有唐文藻题联:“千秋文笔振金石,百丈光芒贯斗牛”,匾额:“文光塔”。1989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城内建有宝光寺,址在新旧两街之间,又称千佛塔堂,匾曰“祝圣道场”,在清代,文武各官恭逢皇太后千秋、皇上万寿祝釐于此。宝光寺东侧有文照庵,僧人静会尝住此庵,雍正年间(1723~1735)赈饥掩骼,匾曰“宝筏真宗”。
  明清时期,县城善社已有多处。同治十二年(1873)知县樊希元捐廉以及郑、郭、陈、范诸姓商户捐银集资,在县西门内凤池巷(后池巷)新设育婴堂一处,计房屋16间,并置堂租。
  民国时期,民间善社尤盛。县城有棉安、仁济、安济、建德、仁德、存德、存仁等善堂,各善社皆以施粥、施医、施棺、修冢、造桥修路,赈灾施孤为主,经费依靠募捐。1950年后各善社时办时辍,1980年以来大部分恢复,宗旨如前。
  县城海内外乡亲贤达捐资兴办社会福利素有传统。1989年香港太平洋狮子会陈彦灿先生捐建潮阳人民医院门诊大楼;此前泰籍潮人姚宗侠先生于1981年捐资助建潮阳人民医院中泰大楼,及后拓建棉城镇六小学及姚宗侠小公园。进入新世纪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之风益盛,以宗教或姓氏为纽带的民间社团,如大愿义工、姚氏大宗祠理事会、肖氏宗祠四序堂理事会、郑氏宗祠孔安堂理事会和赵氏宗祠理事会等,皆有济困助学、赈灾救危等善举,与政府公益福利机构一同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
  清代海洋经济逐步发展,促进商贸发达,中心在县城。城内设五市:县前市,塔下市,东门市,南门市,北门市。县民航海经商,历史悠久。史志有县民“逐末利者多居货挟资以航海,而视家如寄”又有“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燕、齐、吴、越”的记述。本县坐商(开店)素无大型。小商贩众多,本少利微,开小店设摊点,肩挑叫卖等遍布城乡大街小巷。在清代潮阳经济以农为主。由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农田水利失修,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农业产量低下,农村经济落后,城乡居民饱受粮价剧涨之苦,每遇灾荒之年,民生苦不堪言。
  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困厄。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变革,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得到保障,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之外,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棉城追随时代的潮流,各项事业有较快的发展,是棉城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潮府车志》载称:潮阳自唐以前,声教罕通,文物未著。自昌黎刺潮以赵德为师,士始知学,潮阳实被其风,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
  明隆庆县志载“自赵宋道学大明之时,慨然以正学自任,卓为一郡儒宗者,实自郑南升、郭淑云二先生始”。 《林志》、《韩文公庙碑》等史志称:“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号称易治”。 “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世儒往往谓道学无裨于实用,岂知流风余韵犹能使人尊信至此”。至元代,有周伯琦《行部潮阳》诗记其时风尚曰:“遗老衣冠犹近古,穷边学校久同文”。
  《广东旧通志》称潮阳在明代,“强悍负气,大类齐俗,士夫有豪宕好义之风”。《潮府车志》说潮人今尚浮夸,其在细民轻生健讼,邹鲁之风稍替,然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笃族谊,乡曲有诗书吟诵之声,彬彬乎文物甲岭表焉。
  清甲申县志载:“邑自唐、宋、元、明以来,风气之盛衰,得失最不齐矣”。士人竞治诗书、文艺间,亦尚名节。巨家大族类以孝友为家法,而助饷,赈谷及储义仓倡文祠亦有好善之风。惟过听小人,岁縻无益之费者,且比比也有。邑城赛会自昔已然,而奢华过之。然天后会、双忠会犹资于商,惟真君、福德两会则全靠于民户。道光以前,大约不过十年一举,自无赖藉神渔利,近且隔岁。有官绅阻之,辄造讹言,曰某年某阻遭神谴以死。乃诸生郑廷楫等旧阻三次俱无恙,附志之以俟后之能恤民隐者。能厚风俗,正人心,庶其复邹鲁乎。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帝国封闭的大门,从此西风东渐。清咸丰十一年(1861)基督教美国牧师雅西至潮阳传教;同治七年(1868)县城信徒在归厚坊(今属兴归)租民房由雅西主领礼拜,继之,又以信徒蔡开龙之家为礼拜场所。后美国牧师陆亚当夫妇来潮阳继任教务,并在城郊龙井创办潮光学校、幼儿园和医院,至1985年全县有基督教堂25所,教徒1.5万多名。天主教则先于基督教到潮阳传教,至1985年全县有天主教堂19所,教徒九千七百多名。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诏令废国子监设立学部,停止科举考试,县学、书院停办,改设新式学堂。其时官办学堂甚少,棉城由士人自行设馆授徒,或由殷户氏族、乡众闾里延聘教师,教授子侄,私塾之设乃盛。如崇礼小学堂(址林家祠),著存小学堂(址旧街世魁大厅)以及七板桥假山书房等均为家族私学。
  民国初县城只有县立小学二所,进入中期才略有发展,校舍则使用清代学宫祠宇。民国七年(1918)由仁济善堂创办仁济义学,址在塔馆后祠;民国九年(1920)侨商郑则士独资创办启蒙义务小学,址设衙前节孝祠,入学免费,并维持私立端本小学(址在文光塔西金浦郑氏宗祠蔼肃堂)不敷经费达20年;民国十年(1921)县长陈素芳捐廉复办于宣统元年(1909)首创的女子初等学堂,址在魁星阁;民国十三年(1924)著名柑桔学家郑树雄夫人方婉仪女士(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毕业,潮安庵埠人),于学宫旁创办潮阳首所幼稚园,至1949年因经费问题停办。民国30年(1941)县城沦陷,学宫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县城小学、幼稚园全部停办。抗战胜利后,学校的恢复和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受到高度重视,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制约,到一九八○年前城内学校的校舍大部分仍使用祠堂。城内有棉城中学、镇六小学、镇二小学、镇一小学和县幼儿园。棉城中学址在王氏宗祠和金浦郑氏宗祠;镇六小学原址为姚氏宗祠;镇二小学址在兴归石皎路陈家祠;镇一小学原址为青龙门郑氏祖祠孔安堂(孔安堂是潮阳现存唯一保存完好的宋代理学讲堂故址,2005年被汕头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9月孔安堂修复重光,成为潮阳郑氏共有的郑氏宗祠)。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海内外贤达热心捐资办学蔚成风气,其中有祖籍棉城古邑的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主席陈世贤先生、港商林百欣先生、郑金源先生等。到上世纪末校舍建设有很大的拓展,原来破旧的祠堂平房校舍已基本由楼房取代。
  清代县城内分四坊:城北曰兴让,南曰南桂,东曰锦缠,西曰归厚。新中国成立后,城内之兴让,归厚二坊合为兴归,称兴归居民委员会;锦缠、南桂二坊合为锦南,称锦南居民委员会,兴归、锦南二居委现隶属棉城文光街道办事处管辖。
  清代县城已具备较完善的街巷道路。据县志记载,县内之街:一自治前直下至塔右曰新街,一自治东节孝祠直下至塔左曰旧街,各长100丈,阔1丈2尺;俱由塔前抵南门,是为大街,长200丈,阔同上。县内之巷凡十有四:治之左为县东巷,长抵太平门。右为县西巷,折而北长抵北门。由治前街直下转西为教授巷,长抵城边。其下有乡贤亭巷(即中贤巷,巷口大街西偏有父子乡贤坊,为处士周伯玉及子参议彦器立)。越十数步为察院巷,即公馆巷。转东为城隍巷,长抵东门。又由街西转为前池巷(巷口大街西偏,有纪念御史陈大器的进士亚元坊;巷口沿大街往南十数步还有为纪念御史郑文奎、国子学正郑玑等建的奕世科甲坊;再往南,大街东偏塔馆前则有纪念主事林绍的进士坊)。再折为娘宫巷,上达县西巷,下抵西门。由塔前大街西转为赵家巷,即赵厝巷。下为大盐巷,即际留仓巷。旁通小盐巷。东转为泰安巷,长抵泰安门。又由街而东为仙市巷。街尽处西转为石狮巷。俱长抵城边。
  民国时期(1912~1949),在拆除城墙的城基上改建为西环城路和东环城路,因此这两条路保留了古城墙遗址;拓宽城隍巷过东门桥并延伸至窄轨铁路,称中山路;把清代新街和大街衔接并拓宽整治称中正路,拓中正路时街两侧临街零星建起十多幢高二、三层的混凝土结构骑楼,沿街还保留历代为纪念乡贤良吏,褒扬节孝而建的牌坊,据县志记载,清代棉城大街共有牌坊13座,在其他街巷18座,共31座牌坊。民国二十二年(1933)拓建南中路。南中路北起南门桥与中华路衔接,南至龙井,两旁建商住楼房200多间。还在南门桥靠东沿河建起“南门市”,形成民国时期县城的“商贸中心”。
  建国初,将中正路在县署前向西折转北延伸将县西巷纳入,并拆除沿街牌坊,进一步拓宽,改称中华路。解放后县城街道经清障、截弯、拓宽和修筑路面等多次整治至1985年棉城新老城区共修成主要巷道 71条,其中可通机动车辆的街道12条,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区交通网路。其中以东西环城路为边界的城内古邑,有可通机动车辆的街道6条:即中华路,中山路,亭脚路,水门直街及东环城路和西环城路。主要巷道 18条,大部形成于清代延续使用至上世纪80年代。新增巷道有光祿巷,李厝后巷,郭厝巷,官厅林巷,后池巷,罗汉松巷。清代娘宫巷上通县署一段以中贤巷为界,往南为美归厚里巷,往北为兴通巷,下通西门一段,经改造为亭脚路西段;清代县东巷则改建为水门直街。
  二十世纪九○年代棉城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老城区大部分老巷道为新建居民小区内通道取代,除保留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六条主干街道之外,拓宽改造保留了教授巷。随着旧城改造,城内的街道将以全新的布局出现。
  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县城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水井和泉水,据潮阳县志载:在大成殿之右,旧有泉涌出地中,清洌甘美,四时不竭。明永乐七年(1409),分巡佥事周伯通因知县周宗贤之请,置亭其上,额曰“混混泉”,伯通自为记,后亭圯。知县宋元翰乃镌厥名于石。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通判周锡摄县事,檄主簿刘绍元涤去污泥,甃以砖石,更名为曰“钟灵泉”。此泉到民国时期已干涸,由此亦可窥视到在古城的建设改造的同时,对原生地质的破坏而造成自然生态的变化。
  明、清时期县城除民宅自备水井外,城区主要有衙前井(鼓楼井)、水门井、双忠井、桃花仙井、东门井(鸣阳井)、塔馆井、旧街井、甘泉庙井、市内九口公用古井,称“九龙吐水”。古井上有六觚石栏,下砌以砖。至今除桃花仙井、塔馆井、甘泉庙井留有遗迹外,其余已在旧城改造中废弃。
  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城中有沟渠六条称“六龙穿街”。多分布于县城北部,西东走向,是县城主要排水道。
  城中六渠:一在县前华亭桥下,通北郭之水,由城北右为复渠(即灵济宫前),南折而东过县前,又南折而东绕泮池逆转而北,东过复渠注于濠,濠中潮长亦西入至于泮池。一在教授巷口街上,聚西偏沟渠之水,东过四人桥,由复渠注于濠。一在城隍庙巷,上通西郭之水,由城西为复渠(即七板桥),东流过乡贤亭巷(在旧察院公馆左),经双忠、城隍两庙内逆转而北,合流四人桥东注于濠,濠中潮长亦西入至于桥下。一在塔前,聚西偏沟渠之水,由娘宫巷绕前池流出新街,经塔前东注于濠。一在塔下古井上;一在塔下旧税课局下(今为民居),皆聚西偏之水各通复渠注于濠。沟渠上有桥三座,一是华亭桥,距县前数十步,桥北有甲第元魁坊(为参义姚绍、郎中姚瑷、治中姚琛立),桥南有父子翰林坊(为修撰肖与成及子庶吉士端蒙立);另一座是四人桥,在旧街,桥四偶有石人,桥南侧有熙朝廉宦坊,(为主事林大有建)。此外还有位于乡贤亭巷西的七板桥。
  民国时期,随着城区道路的开辟和拓宽改造,虽先后修建和新建部分阴阳排水沟,但清代的沟渠仍大部分保留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渠中水质尚清,还可捉到小鱼小虾。
  1978年前县城公厕的粪便多售给农民。居家的粪便由郊区农民进城倒运,农民则每年给相关居民以农产品作回报。1979年后,由于郊区农民对农家肥的需求急剧减少,农民很少进城收粪,旧宅的粪便小部分为近郊农民无偿倒运,大部分倒入街巷排水沟、公厕和城河中。1980年后,由于人口增加,县城住房建设改造加快,新建住宅普遍使用化粪池处理粪便,地表潜水受到严重污染,造成大部分水井不能饮用。为解决居民用水的需要,县城于1979年5月始建自来水厂,至1985年底开始为居民供水。
  从明代开始,县城住宅建设多以姓氏宗族为单位建成合围式院落群,称“大厝厅”、“三座落”。这类建筑都以中部纵向以厅与天井相间而进。首进为门闾厅,二进为外天井,三进为中厅,四进为内天井,五进为后厅。清县志载称“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尤加壮丽。其圩市虽多茅舍竹篱,而城中强半皆高闬闳,厚墙垣。家有千金者,必构书斋,雕梁画栋。民居俱用蛎灰和沙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其较大型的有:位于新街的林厝厅;位于旧街四人亭的世魁大厅;教授巷东有肖厝厅,西有金浦郑氏致严堂;中贤巷(乡贤亭巷)东有周厝门闾和周氏家祠,中有金浦郑氏中央厅(和敬堂),中贤巷西有七板桥大厅和郑氏家祠瑞锦堂(原名广业斋,俗称七板桥假山书房,亦称惟馨书屋);瑞锦堂坐北朝南,东邻白旗厅(武进士郑吉庆府第,因战功赐入旗籍,故名);娘宫巷南端有娘宫厅;前池巷有“陈御史楼”;赵厝巷东有赵氏宗祠,西有陈惇临“隆禋堂”,俗称龙头厝;小盐巷“大夫第”属三进二埕二厝包的大厝厅,内匾“神山衍秀”四字精美飘逸,“大夫第”三字堪称书法精品,在棉城民间有“一雅大夫第,二雅望仙桥,三雅福、禄、寿”之说。可见潮阳人文荟萃,海滨邹鲁名不虚传。
  清末民初县城民宅的建筑从大院落变为小院落,出现“四点金”、“下山虎”、小洋楼等,但仍以平房厝较为普遍。最突出的是出现现代中西结合的园林别墅,如“西园”、“耐轩”等(西园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这在县城都是少数官家、富户的住宅,广大劳动人民则聚居在“一”字型成排的“竹竿厝”或简陋的“一厅二房”式建筑物中。
  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经济发展缓慢,县城保留清代构筑较多,城区拓展较少。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翌年4月,日机首次轰炸县城,民国29年(1940)县城再遭日军飞机轰炸,学宫一带古建筑群被夷为平地,大量民居遭到空前破坏,满目疮痍。民国30年3月25日潮阳县城沦陷。日军占领潮阳期间实行法西斯统治,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民国32年(1943),又遇上严重干旱,加上瘟疫(霍乱)流行。敌祸、天灾、疫病三灾并发。海无可渔,地无可耕,商铺倒闭,各业萧条,侨汇断绝,民不聊生。人民遭受空前刧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棉城古邑残垣断壁仍随处可见,其间零星散布着历经天灾战火幸存下来的古代建筑,悠悠千古,世道沧桑,使人对这千年古城徒增几分萧疏的感慨。但那时马路和巷道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下水沟也极少见垃圾污物。清静的小巷,整洁的民居,构成古城独有的淳朴风情。这是历经苦难的棉城人民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生活的珍惜和对新时代的信赖。
  从1950至1980三十年间棉城在旧城改造中,稳中求进。五十年代末相继创建“文光公园”,新建 “工人文化宫”、“新潮戏院”、“华侨旅行社”等公共设施。六十年代先后扩建东门桥、南门桥,新建文光桥、潮阳影剧院及许多住宅、商务和行政办公大楼。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随着县城人口增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到2000年棉城城区已扩展到近10平方公里,是清代古邑的16倍多。为了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1990年11月潮阳县成立“修编县城总体规划领导小组”和“棉城建设领导小组”两个机构,还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着手新的县城建设规划修编工作,从而拉开旧城大规模改造的序幕。到2010年历经近20年的旧城改造,已见成效,一派太平大盛世的景象,使人感到这座千年古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现在棉城的建设和各项事业日新月异,方兴未艾。
  如果说棉城古邑像一条停泊在南海之滨的超级艨艟,从远古开来,历经艰难险阻。现在的棉城,如同一艘现代化的巨轮,沐浴潮阳,乘风破浪,正向着希望的彼岸远航!
 
  (注:《潮府车志》指明弘治潮州同知车份主修的《潮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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